After the Fact

後事實追尋翻自英文 after the fact，Geertz用此書回顧自己在1950-1990年代的四十年間，斷斷續續於印尼的帕雷（Pare）與摩洛哥的塞夫魯（Sefrou）兩地進行人類學田野工作的過程與見解。從最初在研究生時期進行的計劃，隨著時間遞嬗，自身所處環境的改變到田野所在區域的政局更迭，它們兩者之間的比較與異同，在同為伊斯蘭社會的宗教文化影響下，混雜著不同社群、傳統文明、殖民母國及獨立過程中的民族價值分裂所產生的結果，在這些條件下，作為一名人類學者，他如何選擇自己的田野？又如何從已選定的田野中順應其外在環境的變化，作出適切的調整，意即，究竟在這麼長時間的研究時程中，作為一名外來者，他自身以什麼樣的角色介入社群，並如何藉由其觀察，探討這兩個地域在各方面所產生的對應。

我特別喜歡他在書末引用齊克果的名言：「日子必須向前走，但理解卻得回頭看」，這句話很真實的反映了在人文領域作研究的初衷。即便到現在，有時我們還是會懷疑進行這種人類學式的調查與研究，如果最終的成果只是呈現在一篇篇學術論文，或各種消化預算的研究成果報告書上，那這些進入社群進行田野踏查的過程，好像就顯得毫無說服力般的可有可無，但這些過往，或現今知識的建構，都必須仰賴這樣日復一日的過程仔細發掘，而這些努力，都是為了讓我們理解自身（抑或是他者）從何而來，終歸何處。我們試圖透過有限的線索建構過往未知的圖像，也藉由記錄現今的事件留給後人找尋得以延續下去的文化脈絡，雖然日子必須向前走，但也得透過對過往的理解，才能避免未來的斷裂。

說來有些諷刺，這些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最風起雲湧的時期，便是帝國主義橫行全球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，正是這些強勢文明藉由自身的貪婪對弱勢地區的鯨吞蠶食，方才帶動了探究異域文化的風潮。當然時至今日，田野訪查的工作已不再由多數的西方國家菁英主導進行，伊能嘉矩與田代安定的時代顯然也回不去了，但當這些主導權回歸民族自身的時候，又該如何讓這件事在我們手中變的重要，變的得以被彰顯？這就如同我們對建築史的研究一樣，如何讓它不再只是躺在書本上，或腦海中的知識片段，而是串接在一個得以更具體的實踐上？我想這大概就是這本書帶給我更深入思考的部分。